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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制定《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的三問 精選

已有 4636 次閱讀 2019-4-10 09:29 |系統分類:生活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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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制定《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的三問

李俠

近日,饒子和、丁奎嶺、王永良等59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聯名呼吁,盡快制定《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這應該是近年來科技界最有遠見和前瞻性的建議,一旦出臺將對中國科技未來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如此重要的提議必須廣泛深入地挖掘其背后蘊含的諸多基礎預設,否則就會使一個好的提議在不確定性的困擾下出現意料之外的效率損失。依筆者淺見,這個《規劃》在進入政策制定流程之前,需要厘清如下三個問題。

1、中國語境下的基礎研究的內涵是什么

基礎研究也是存在階梯的。因此,劃定基礎研究的邊界也要量力而行,一味地追求高大尚并不是理性的表現。由于我國大多數學科領域目前仍處于跟跑階段,處于領跑階段的領域還比較少,這就要求我們合理規劃科學布局與選擇研究的突破口。眾所周知,由于中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產業鏈條,雖然不一定所有環節都領先,但是這種布局結構對于中國40年改革開放成就的取得起到了巨大的支撐作用。同理,對于科學領域來說,我們首先需要考慮到建設科學鏈條布局的完整性,在此基礎上再選擇那些基礎比較好的領域作為突破口,這樣布局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基礎研究類型的選擇尤為重要。美國科技政策專家司托克斯(Donald Stokes)在《巴斯德象限》一書中曾提出,把基礎研究分為:純基礎研究(玻爾象限),這類研究只關注對于基本問題的理解(人類的好奇心驅動),由應用引發的基礎研究(巴斯德象限),這類研究既解決了實際的緊迫需求問題,也關注到了對基本問題的理解。純基礎研究是非常稀少的,它對條件的需求也是非?量痰。這就決定了此類研究的規模無法很大,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所關注的基礎研究大多是處于巴斯德現象內的基礎研究。就如同去年以來國內各界一致討論的科技卡脖子問題,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大多屬于由應用引發的基礎研究。這就決定了中國基礎科學的主體邊界應該鎖定在巴斯德象限內,留下很少的一部資源去從事玻爾象限內的研究。如果本末倒置,一旦失誤將危及公眾對于科學的認同與支持。筆者前些日子曾撰文指出:當下解決非洲豬瘟問題就是最好的基礎研究課題,這種基礎研究既解決了國家面臨的緊迫問題,又可以實實在在地推進我們對于豬瘟病毒的理解,一旦取得突破就是對人類的重大貢獻。在當下切記不要一窩蜂式的把研究目標都一竿子指向200年后的事情,透支公眾對科學的信任是很冒險的做法。

這里還需要解決一個認知誤區:即如何看待布什的線性發展模型,即基礎研究引起應用研究與技術開發,再轉化為生產和經濟發展的模式。這個模式最初是由美國政策專家萬尼瓦爾·布什(Vannever Bush,1890-1974)在1945年出版的一份報告中首先提出來的。布什報告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以敏銳的眼光看到了科技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但是,它的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即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界限并非總是涇渭分明,而是存在諸多交叉領域,隨著社會復雜度的增加,科技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日趨復雜,20世紀80年代日本模式的成功就是從應用研究切入。因此,加強基礎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拓寬了人類的認知邊界,并為整個社會增加了知識供給,即便我們目前還不是很清楚這些知識是如何促進后續經濟發展的,但知識庫存的豐富對于經濟發展與創新總是有益的,這點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2、現階段中國基礎科學的投入比例多高是合適的?


拿最近的R&D投入比例來看,2017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17606.1億元,占當年GDP2.13%,其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所占比重分別為5.5%、10.5%84%。2017年基礎研究投入的總額是975.5億元,2018年投入1118億元,一年間增加了142.5億元,這應該看作是近幾年來增長幅度最大的一年。根據上圖,可以清晰看到最近20年(1999-2018)中國R&D的投入比例一直維持在5%左右,最低年份是2010年的4.6%,最高是2004年的6%。所有人都同意應該增加基礎研究的投入,問題是錢從哪里出?過去5年(2013-2017)的R&D投入中,基礎研究占5%左右,應用研究的投入大體占10%多一點,試驗發展占84%多一點。這個投入結構是很特殊的,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家的這三項投入比例大體維持在15%、20%65%這個范圍內。中國企業的R&D投入出奇的高,比發達國家幾乎高出20%,難道中國的企業真的已經這么重視創新了嗎?顯然這個數據是存在諸多現實考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中國未來10-15年內實現基礎研究投入達到國際平均水準,即基礎研究投入達到15%,這期間尚有10%左右的差距。如果選取激進路線,通過5年規劃達到15%,這就意味著每年基礎研究投入應增加2%;如果采取穩妥路線,在10年規劃內達到15%的平均水平,每年基礎研究投入只需增加1%;如果采取漸進路線,用15年時間達到國際平均水準,那么每年基礎研究投入增加0.67%。鑒于目前的經濟形勢,穩妥路線投入變化幅度適中,也合理考慮了財政投入的空間,比較可取,否則投入結構過于劇烈的變化會引來科技界的動蕩,這是任何規劃制定前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每年增加1%,看起來很小,其實在科技體量比較大的情況下是一筆不小的投入,按照2018年的R&D投入規模(19657億元)來看,相當于增加200億元人民幣,這是不小的支持力度。作為對比,不妨看看作為基礎研究代表的自然科學基金的投入情況,據介紹,2018年自然科學基金委資助總金額約307億元,資助了約4.45萬個項目。由此可見,即便基礎研究每年只增加1%的幅度,增量已經占到自然科學基金總盤子的65%,因此,每年基礎研究增加1%的投入比例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3、中國基礎科學的管理模式應該如何設定

如果未來中國基礎科學的結構是這樣的,即少量的純基礎科學+較大規模的由應用引發的基礎科學,那么,這種結構安排應該由國家進行頂層設計。鑒于以往的實踐,重大基礎研究項目由個人或小團隊負責,其運行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國家基礎科學的架構下,應該由國家委托專業部門負責管理,這樣能夠有效保證項目運行的執行力。在基礎科學問題的遴選與認定環節,應該采取科技共同體范圍內的廣泛征集做法。由于基礎科學的特殊性,其使命是探索未知的前沿領域,結果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國家基礎科學在管理中面臨的一個緊迫任務就是集中與分散的安排。依筆者淺見,純基礎科學應該給與研究者最大的自由度,這類研究國家只要找對人即可;對于由應用引發的基礎研究,國家組建團隊,適合集中管理,這樣能夠更好地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而且集中管理的執行力比較強,也能更好地實現知識的耦合作用,并最大限度上滿足國家對于科學的需要。

【博主跋】這篇小文章發表在《學習時報》2019-4-10的科技前沿欄目,與張老師合作愉快,是為記!

說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沒有任何商業目的,僅供欣賞,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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