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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韓春雨撤稿,凸顯科學的社會生命力

已有 1615 次閱讀 2018-2-2 22:27 |個人分類:科技政策|系統分類:觀點評述|文章來源:轉載

8月3日,《自然-生物技術》(Nature Biotechnology)宣布,韓春雨團隊已經同意將其2016年5月在該刊發表的利用NgAgo技術進行基因編輯的研究撤稿,同時該刊刊發了一篇堪稱擲地有聲的社論,既詳細而有分寸地描述了給予韓春雨團隊足夠空間來做我辯護的整個調查過程,也委婉地回應了自媒體時代的各路質疑。此信息一經發表,立刻成為國內新聞熱點。

與科技類媒體及其報道中引述的科學家對此的積極看法不同,一些網絡自媒體大呼“韓春雨論文撤回事件扯掉了中國科研體制的底褲”,聲稱“韓春雨學術造假事件,暴露了這個國家科研體制的荒誕,這個體制不是在推進這個國家的科技水平向前發展,而是在加速這個國家科研人員的墮落!

與此同時,我的科學傳播同行也在反映其所在的一些科學家群里,已經有人在說,“珍愛聲譽,遠離媒體了”?雌饋眄n春雨事件就像媒體惹的禍,或者至少韓春雨的“屌絲逆襲”是媒體“炒作”的結果,最終則導致其聲名掃地。

然而這些想法并不能反映這個事件的實際情況。在我看來,此事件的實際意義與上述兩種表述相反,恰恰代表了科學共同體在有效維護科學權威上的成就,以及中國科學共同體的成長。在科學家同行、媒體以及《自然-生物技術》的共同推動下,此事已經走上了健康的發展方向,并至少在維護科學共同體的聲譽與可靠性方面抵制了不當作用的侵蝕。這是一個值得歡呼的重大進步!

誠如多位受訪科學家所言,此事仍然需要進一步調查。在理想的情況下,這些調查可能意味著更多科學事實浮出水面,也會對韓春雨及其團隊有很大影響,還可能會改變河北省撥付重金建設的河北科技大學基因編輯研究中心。但對于科學界而言,最重要、最決定性的一步已經落足。

體制、期刊與科學權威

韓春雨的NgAgo技術進行基因編輯一發表就引發了轟動。但如《自然-生物技術》在配合該論文撤稿時所配發的評論所指出的, 去年夏天以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實驗室無法重復該論文所報告的基因組編輯功能,質疑聲廣泛出現,媒體也廣泛報道,只是從最初的謳歌諾獎級成果,到迅速跟進這些質疑。從那時開始,認為河北科技大學應該啟動對韓春雨研究的調查,乃至科技部應該著手調查此研究的科研誠信問題的呼聲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在這種浪潮中,無疑要求《自然-生物技術》撤稿的呼聲隨著越來越多復制失敗而水漲船高。

值得稱道的是,《自然-生物技術》并沒有在強大的壓力下倉促做出決定。該刊首先對外承認啟動了相關調查但沒有公布細節。從剛剛發布的社論中我們則看到了整個處理過程的完整細節,其詳實、有度而又認真負責的處理方式足以值得我們在此處大段引用原文:

“我們內部的圖像完整性篩查沒有發現韓春雨論文的明顯異常,復查數據的三位外部評審人也持相同觀點。在此期間,《自然-生物技術》一直與科研界保持聯絡,關注各種為重復論文所做的持續努力。最終,在編輯們的協調下,三個獨立小組的成果形成了一篇單獨的反駁性論文,并通過了同行評議(Nat. Biotechnol.34, 768–773, 2016)。
有了這些數據,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提醒讀者留意該論文可能存在問題,我們將正式的“編輯部關注”發表在該篇論文所在的網址上,此舉得到包括韓春雨在內的兩位論文作者的支持。我們也詢問了論文作者是否可以解答科研界為何難以重復他們的結果。
于是,去年12月,韓春雨及同事,還有另外幾個與本刊聯系的獨立研究小組,提供了新的數據,稱已經重復了NgAgo基因編輯活性。當時,本刊編輯和一位外部評審人都判定這些數據太過初級,不滿足發表標準。
因此,我們決定給這些原始論文作者和新的研究小組更多時間來收集更多的能支持其論點的實驗證據,F在,距原論文發表已過去了一年多,我們了解到當初曾報告說初步成功重復出實驗結果的獨立研究小組,無法強化初始數據,使其達到可發表的水平。
類似的,在征求專家評審人的反饋意見后,我們判定韓春雨及同事提供的最新數據不足以反駁大量與其初始發現相悖的證據。我們現在確信韓春雨的撤稿決定是維護已發表科研記錄完整性的最好做法!

上述的描寫顯示出,調查一直在進行中,而且該刊既關注了包括媒體、同行研究和社交媒體評論在內的各種聲音和信息,也沒有讓這些信息和聲音形成壓力,打擾對此事的處理過程。更加難能可貴的是,《自然-生物技術》的調查是在沒有任何能影響作者行為的行政力量參與(或者說回避)的情況下進行的。也就是說調查是在韓春雨所在的校方或科技主管部門都缺席從而無法形成任何對相關課題組有強制性指令(包括同行評議人),在無法獲得原始數據的情況下開展的,而從上面對該刊社論的引言我們不難看出,外部評議人在依靠外部數據和新提交數據的情況下,對該研究進行了獨立而客觀的評估。

區分是否有行政體制性因素的配合調查這一點很重要。我在此前針對韓春雨事件的文章中曾經指出,維護科學可信性也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所謂社會建構并不是社會虛構,而是說需要社會上的各種力量共同努力形成合力,而在中國,毫無疑問科技主管部門和科學家所在單位是這些社會力量的重要一環。

而在這些行政體制性力量缺席的情況下,《自然-生物技術》仍然能推動各相關人士(主要是相關研究者)達成了這樣一種階段性的圓滿解決方案,即便沒有還原真相但足以維護科學的權威,這不能不說明以下事實:

首先,科學可信性的權威形象是依靠多方力量來維護的。各方形成合力當然最有利于此形象的維護。但在一些負有責任的角色缺席的情況下,按照科學的程序、追求科學的方法,仍然可能達到這一目標。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自然-生物技術》作為超級?(2016年影響因子高達42,超過了Nature、Science),其自身的權威性在事件處理過程中的作用無可替代。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這種權威性事情就無法進行下去。注意,事件中涉及到多位匿名同行評議人,他們任勞任怨,通常沒有任何報酬。因為是匿名,即便是參與《自然-生物技術》這樣的?耐性u議也并不能讓他們出名,確?蒲械目尚判钥峙率撬麄儔旱剐缘膭恿。

其次,《自然-生物技術》這段詳細的復述也讓我們看到,對涉及數據可信性的科研評估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從理論上講,再多的外部復制失敗也不能證明被復制的研究本身一定是假的。但通過對數據的對比、分析、合理的邏輯推斷和對實驗可能被污染等情況的合理假設,科學界仍然可以達成對某項研究是否可信的高度共識。

在這一點上,韓春雨基因編輯研究的撤稿,與幾年前Science發表的由“砷元素” 來替代生命的六種基本元素“磷”的arsenic life研究的經歷非常類似。這一由美國航空航天局科研人員作出的研究發現,一種從加州Mono Lake湖中提取的細菌菌株(GFAJ-1),其基本構成元素沒有磷,而是砷。研究剛發表也是引起巨大轟動,不就則遭到廣泛質疑。后來介入調查的同行評議人傾向于認為是實驗材料遭到污染,作者團隊也再沒有拿出可信的重復實驗數據。此文被撤稿觀察網站(Retraction Watch)認定應該撤稿,雖然最終沒有被撤稿,但已被同行廣泛視作不可靠的研究而不再被關注。

這種情況說明,學界形成廣泛壓力促成啟動調查后,科學同行之間還是有多重手段來檢驗被調查研究的數據、研究方法和可信性。這一點不會因為被調查對象如何重要或如何被新聞媒體關注而發生改變。

第三,《自然-生物技術》對韓春雨文章撤稿事件的社論,也提及了社交媒體的正負作用。短短幾年來,包括博客在內的社交媒體的迅速發展先是給人們極大的希望促進公眾的民主參與。具體到科學界則是認為社交媒體會促進公眾參與科學這一科學傳播模式的發展。但這種熱情因為實踐上的不盡人意而迅速消退,而科學界對互聯網參與可能帶來的在科學求真問題上的“多數人暴政”則一直擔心不已。從上述的arsenic life到這次韓春雨事件,我們都看到了社交媒體在推動事件發展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更加重要的是,事件到目前為止的解決方案讓我們認識到,就總體而言,社交媒體并沒有顛覆傳統的科學界的游戲規則。這不能不讓我們覺得欣慰。

圖片來源:123RF

科學與媒體的密切合作

除了上述三點外,韓春雨事件到此為止所體現的科學媒體關系也格外值得總結!罢鋹勐曌u,遠離媒體”,看起來好像媒體成為了妖魔化科學家的利器,但觀察韓春雨事件中的媒體表現,特別是具有報道能力的媒體表現,我們更傾向于相信,媒體不但不會去主動妖魔化科學家,而且在總體上促進了此事件的階段性的解決。

回顧韓春雨事件,我們看到,的確如《自然-生物技術》社論中所提及的,韓春雨研究被關注伊始,產生了多達4000份媒體報道(雖然很多媒體和網站不過是轉載),期間大量媒體報道的確將韓的研究標榜為“諾獎級”成果,但以此來指責媒體捧殺科學家則并不符合實際。實際上,媒體并沒有能力對科研成果的重要性進行判斷。即便以中國科學家發表在《自然-生物技術》這個級別刊物的論文,每年也要有數百篇之多。其中絕大多數就算做了新聞稿發布也不會被報道。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專業門檻(包括知識和興趣)阻擋了媒體介入。

而媒體之所以會高調介入對韓春雨“成就”的報道,與開始時知名科學家的舉薦,以及隨后韓的成果被作為適應當時情況(創新大會)的政治符號不可分離。在這一過程中,固然有媒體會拔高成果意義到“諾獎級”,但這種拔高恰恰是針對的不懂科學的公眾,而后者既無能力、也無興趣來在隨后妖魔化科學家,因而將“珍愛聲譽”等同于“遠離媒體”實在缺乏證據。

另一方面,在多個實驗室復制韓春雨研究失敗,科學家們對這一研究的可信性竊竊私語時,恰恰是媒體介入,使得科學家質疑韓的聲音被不斷傳出。同樣,在這一過程中,媒體也會按照自己的邏輯強化戲劇性議程和框架,比如在科學界得出結論前,已經影射韓春雨研究可能作弊。但以此來批評媒體僭越職能則有點嚴重,因為媒體普遍依賴作為報道證據的,仍然是科學家中對韓春雨研究的質疑。

可以說,媒體對韓春雨事件的持續關心,促進了《自然-生物技術》及時啟動調查。在韓春雨團隊撤稿后,《自然-生物技術》及時刊發社論并翻譯成中文發布,這也不是一般撤稿論文能“享受到”的待遇。還要看到,無數的科學傳播研究表明,媒體報道科學時,是將科學納入到自己最重要的公共議程中。像韓春雨“屌絲逆襲,有潛力問鼎諾獎”這種說辭成為媒體熱點一樣,韓春雨研究無法復制受到廣泛批評則是讓這個故事能延續熱點的原因。再重要的研究,如果沒有與公共議程的切合,也很難得到非專業的大眾媒體的持續關注。

所以,客觀地講,媒體基于自己的議程設置需求,在科學家的“合謀”的情況下,首先“吹捧”了韓春雨研究,隨后又促進了科學共同體維護自身可靠性的行為?茖W家不但不需要因為“珍愛聲譽”而“遠離媒體”,反而需要為了維護科學共同體的聲譽而善待媒體,讓科學議程盡可能符合公眾議程的需求的情況下,避免被媒體不適當地操作。

圖片來源:123RF

后撤稿事件的體制性懸疑

在韓春雨事件中,或者說在很多涉及中國科學界不當(不一定是不端)行為中,媒體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因為在傳統上,科學共同體仍然受制于強大的體制性因素,而體制維護自身政治合理性需求的力量,甚至是惰政不作為的力量,要遠遠大于科學界維護自身可靠性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媒體“曝光”是推動解決方案形成的重要手段。

但在特定體制下,即便媒體“曝光”,其作用也仍然受限。在韓春雨事件中,在韓春雨一方撤稿后,河北科技大學隨即啟動“調查”。一直跟蹤此事的讀者會注意到,在圍繞韓春雨研究是否能復制的輿論爭端最為激烈的時候,河北科技大學一方也說過會啟動相關調查,并公布了特定的時間節點,只是這些時間節點承諾要取得的進展無一兌現。何以如此?不消說,與基因編輯相關的巨額撥款和基因編輯技術研究中心的建設這巨大的既得利益,完全可以讓人們對批評更加麻木。依賴于行政體制對不當甚至不端行為的查處,最終要聽命于層級體系中更高一層的人,而不是經由公眾媒體和社交媒體傳達的公眾輿論。遺憾的是,我們尚沒有聽到河北省政府科技主管部門對此的推動。

不過,雖然相關部門此前對韓春雨事件的調查迄今為止乏善可陳,但就總體而言,中國科研體制對不端行為采取的行動已經在增加了。最近《腫瘤生物學》大面積撤稿后引發的多部委聯合調查就是一個例子。對比《腫瘤生物學》大面積撤稿對象的醫生個體,韓春雨事件中涉及到更大的機構利益,這無疑會導致徹底調查的步伐更慢。但即便如此,科學家對研究結果的大面積復制和對調查的廣泛參與、媒體的推動、《自然-生物技術》審慎和有公信力的調查,乃至韓春雨一方最終的主動撤稿,都已經讓科學共同體在維護科學知識的可信性和自身權威的戰役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原文于2017-08-04發表于果殼網。鏈接:https://www.guokr.com/article/442342/  編輯:吳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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