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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貝葉斯模型看公司的生存演化(之二)

已有 489 次閱讀 2019-4-29 13:45 |系統分類:論文交流

量子貝葉斯模型看公司的生存演化(之二)

——公司的前世今生

 

 

中華族群演化至今,負責從自然開發資源的勞動工具和勞動單位經歷了三個階段:夏商周時期,石器時代,為了適應石器勞動工具,人類選擇的勞動組織形式是氏族【張光直.丁山等】。到了春秋中葉,勞動工具有石器演化為鐵器,生產組織相應的從氏族演化為家庭【秦暉.呂思勉.費孝通等】。從十八世紀開始,現代科技發展和工業革命,勞動工具由鐵器轉化為現代科技,生產組織相應的從家庭演化為公司【費孝通】。

 

勞動工具與組織工具

 

中華族群演化至今,進化選擇了三種類型的人與人之間的物質資源交易方式,即奴役、律令和合約【《明清海上帝國》.《經濟社會的起源》】。石器時代-夏商周時期,中華族群為適應石器勞動工具的生產力水平,在生產實踐中試錯選擇了“奴役”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人力資源資源組織工具,如《詩經.七月》中描述的氏族內部人與人之間人力資源的組織方式!芭邸,這一組織資源的方式背后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神權信仰體系做支撐;鐵器時代-秦朝至清朝時期,中華族群為適應鐵器為勞動工具的生產力水平,在生產實踐中試錯選擇了“律令”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人力資源資源組織工具,如瞿同祖《中國法律和中國社會》中描述的家庭內部人與人之間資源組織方式!奥闪睢,這一組織資源的方式背后是天命思想和君臣父子的禮制信仰體系做支撐;現代科技時代-現代中國,中華族群為適應現代科技為勞動工具的生產力水平,在生產實踐中試錯選擇了市場合約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人力資源資源組織工具,如張五!豆镜暮霞s性質》中描述的人與人之間勞動資源的組織方式。市場合約,這一組織資源的方式背后是現代天命思想和君臣上下的倫理體系做支撐。

 

三種勞動工具和三類人力資源組織形式代表了中華族群歷史上的三個階段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勞動工具、組織工具、組織形式在一定的歷史時空中是客觀的存在,是不以任何人的選擇和努力可以改變的,直接反映了人們開發自然資源的深度和廣度;標志著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水平,它不僅是衡量人類勞動力發展的客觀尺度,而且是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指示器【生產力.百度MBA智庫百科】。生產力之所以是一種客觀的物質力量,更重要地還在于它是一種不能由人們自由選擇的既得力量。體現在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生產力不專屬于某一時代,某一社會,某一階段,而是整個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因此,任何世代的人一生下來就遇到現存的生產力!旧a力——百度】。

 

夏商周石器時代——勞動組織-氏族

 

勞動工具 ——石器

 

考古和歷史資料顯示,二里頭和商周時期,農業工具是木、石、骨、蚌等材料做成的農業生產工具-木耒、石鐮、石刀、蚌鐮、石斧及石鏟等,農業生產處于主導地位,主要農作物有黍、稷、稻、麥等【《商文明》】。張光直說,商周青銅大量出現,但主要用于祭祀和戰爭,考古發現的青銅勞動工具和石器勞動工具微不足道。勞動工具的再次飛躍要等到春秋中葉【李學勤.《先秦考古》】,到那時鐵器勞動工具的出現才結束了幾千年的石器勞動工具,并推進中華族群的聚落結構再次發生質的變化。

勞動單位——氏族

石器勞動工具時代,中華群選擇了適應其發展水平的勞動組織單位——氏族。在龍山和二里頭時期,由于沒有文字,對于勞動組織為血緣氏族還只是以墓葬聚落和居住聚落結構做的推測,到了商文明,文字的出現,對于石器時代的勞動組織形式,我們有了較為確切的認識。

張炳烺在《卜辭裒田及相關諸問題》說,《盤庚》中所說的“眾人”是農夫,是當兵打仗的人。他們...經常處于卑下的地位,和奴隸主貴族相對立。他們對于土地沒有所有權...被牢固地束縛在農業共同體中,受奴隸主統治者的支配,當兵、納貢、服徭役。當兵被俘要變成奴隸,不當兵不賣命要一家人(父母妻子)立刻變成奴隸。他們的生命財產都掌握在王和貴族手中,他們實質上是王和貴族的工具和財富!緩埍䶮R:《卜辭裒田及相關諸問題》117頁】

商代的基本社會組織是族,由于族內各成員組織不斷地進行著分化,派生出許多不同的分支,因此說,無論族內各分支之間或是各族之間都存在著等級區別,族社會等級分化的胚胎。在每個族內,有地位較高的貴族,有地位低下的成員;在眾多的族之中地位也各不相同,有的族地位較高,有的則較低。“眾人”可能就是每個族內地位較低的成員,尤其指的是商王國低級族內地位低下的成員。他們直接參與勞動(甲骨卜辭中有大量的此類記載);如果不服從(盤庚)命令就會被斥責,甚至有被處死的危險;因此,他們的逃跑(“喪眾”)是當時王室占卜問詢的主要話題之一!竞褚耍骸恫忿o中所見殷代之農業》71-72頁】

張光直說,各族群的職業明顯趨向于專一化,有的從事生產各種手工業品,有的則從事某種特殊服務。很早以前,我們就發現《左轉》中提到的商人族眾各建立周邑的貴族的贈禮,這些族的名稱常與職業相關:陶(陶器)、施(旗幟)、锜(炊器)、長勺和尾勺(酒器)、索(繩索)、繁(馬的羽狀飾)、樊(防護圍欄)!纠顏嗈r:《殷代社會生活》,50頁】。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上常鑄有許多圖像符號,學術界普遍認為它們是氏族和家族的徽號【郭沫若.《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毫無疑問,某些族徽實際上就是他們的族名,其中許多族名還可能體現著他們的某種特殊職業!尽渡涛拿鳌贰

丁山認為,“族”字最初代表一個軍事單位【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33】。這一觀點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其規?赡芷骄鶠100個青壯年勞動者,這些成年人分別來自100個家庭【張炳烺:《卜辭裒田及相關諸問題》110-111頁】.然而,軍事活動僅是“族”的職能之一(另一職能則是開墾土地)【同上】,其組織明顯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栋谆⑼ā罚ü79)將“族”定義為自曾孫的親緣單位。雖然這種定義法不可能準確地反映商代社會中族的情況,但是,用于定義漢代父系家族的相同原理,可能有助于對商代父系家族制的理解。丁山認為商代的“族”和“氏”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猶如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一樣:“族”是指一個類軍事組織的群體,“氏”則是其象征和標志。

這些研究都毫無疑問的證明了,適應石器勞動工具的勞動組織單位是氏族。


-清鐵器時代——勞動單位-家庭


由石器到鐵器

顧頡剛《春秋》中說,“據近人研究,商代的農具似乎只是木制或石制的,到了周代才用銅制的耕器。直到春秋時,鐵器應用漸廣:至遲在春秋中后期以后,當已有鐵制的農具了。又古代耕種的情形,是用腳壓踏耕器入土又用手推而工作,多半是兩人合作的,這就是所謂‘耦耕’。大致也到春秋中年以后,才有牛耕的發明(古代的牛市專作拉車用的)?鬃拥牡茏佑忻案倍帧芭!钡,可以為證!

“無論哪種社會組織,都逃脫不了被經濟狀況所決定!洕鸀闅v史的重心’這個原則,是近代東西史家已經證明了的。在幼稚的農業生產狀況之下,所產生的社會組織是什么呢?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封建社會’。......摧毀封建社會的原動力,是產業的發達。鐵制耕器和牛耕的發明與農業技術的進步,是農村日加開發。同時鐵器又使手工業進步。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發達。進步的農工商業便提高了人民的地位,使上層階級格外容易倒塌。到了大夫取代諸侯的地位,武士成了文人,吸收下層階級的優秀分子,另組成一個社會中最有勢力的階級時,封建社會的命運一大半告終了!”【《春秋》.顧頡剛186 

從氏族到家庭

“前三五九年(孝公三年),孝公用衛鞅頒布第一次的變法令。其中的富強的新策規定:家有兩男以上不分居的納加倍的人口稅!蓖瑫r期李克替魏文侯改定稅法。從他自己所述這新法的提議中,很可以看出當時農民生活的情景:“善為國者,使用,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與有四十五石,石三十(每石值三千),為錢千三百五十”【《中國史綱》P74-77】。我們關注的重點是上述法令中的勞動組織單位——家庭,不再是商朝和西周時期的氏族,如《詩經.七月》描述暗含的氏族勞動單位截然不同的情形了。并且氏族演化為家庭不僅是商鞅或李克人為改造的臨時產物,而是一個大趨勢,是勞動組織形式適應勞動工具的進化。自此之后氏族逐漸消失,家庭作為適應鐵器的勞動工具在中華歷史上存續了2000年之久,直至現代科技勞動工具的出現才消失。呂思勉《中華政治五千年》說“在古代,主要的生業是農業,農業的生產方法,是由粗而趨于精,亦即由合而趨于分的,于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個團體之中,在分為無數利害對立的小團體。從前在一個團體之內,利害不再對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趨于崩潰了!

秦暉在《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說“上至秦漢之際,下迄唐宋之間,今天所見的存世“生活史料”涉及的幾百個實際存在過的村莊,包括湖南(長沙一帶)、湖北(江陵一帶)、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陽一帶)、河西走廊(張掖-敦煌一線)等諸代表性區域類型—從內地到邊疆,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全是非宗族化的鄉村,其非宗族化的程度不僅高于清代農村,甚至高于當代鄉間一般自然村落,而與完全無宗法因素的隨機群體相仿。在這許多案例中沒有任何一例聚族而居或大姓屆優的。當然,沒有發現并不意味著不存在,也許今后人們會找到典籍中那種族居鄉村的生活實例,但在編戶齊民的鄉村中幾乎可以斷言其比率不會高,尤其在王朝穩定的年代。這個時期的確存在家族組織與大族政治,而且可以相信漢隋間正是其在歷史上登峰造極之時。但與所謂國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的說法相反,這種大族活動恰恰是“縣以上”的高層政治現象,而與“縣以下”的平民社會幾乎無關。....國權歸大族,宗族不下縣,縣下唯編戶,戶失則國危,才是真實的傳統”【《傳統十論》P36】。

瞿同祖在《中國法律和中國社會》論述家的規模時說:“家應指同居共同生活的親屬團體而言,范圍較小,通常只包括二個或三個時代的人口,一般人家,尤其是耕作的人家,因農地畝數的限制,大概一個家庭只包括祖父母,及其已婚的兒子和未婚的孫女兒,祖父母逝世則同輩兄弟分居,家庭只包括父母及其子女,在子女未婚嫁以前很少超過五六口以上的。古人說大功同財,所指的便是同祖的兄弟輩而言。秦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史記》六八《商君列傳》】,可見那時兄弟與父母同居是很普遍的事。

自然歷史上也有累世同居的義門,包括數百人口的大家,在這種情形之下,同居范圍便擴大及于族,家族不分了。但這樣龐大的家實為例外,只有著重孝悌倫理及擁有大量田地的極少數仕宦人家才辦得到,教育的原動力及經濟支持力缺一不可,一般人家皆不易辦到。一般的情形,家為家,族為族。前者為一經濟單位,為一共同生活團體。后者則為家的綜合體,為一血緣單位,每一個家自為一經濟單位。”【《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瞿同祖P3

直到近代,費孝通在《江村經濟》研究勞動組織單位家庭時指出:...盡管大部分對中國的研究強調中國大家庭制度的重要性,但非常奇怪,在這個村里,大家庭很少。在家的總數中,我們發現一對以上已婚夫婦的家庭不到總數的十分之一。最常見的類型是,以一對已婚配偶為核心,再包括幾個依賴于此家的父系親屬。村中,一個家的成員平均為4人。這說明這種群體是很小的,而且這絕不是一種例外的情況,從中國其他農村地區的材料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中國農村家庭,平均的認數大約是在46人之間【R.H.托尼(R.H.Tawney),《中國的土地和勞動》,第43頁,注1.】。所謂大家庭,看來主要存在于城鎮之中,很明顯,它們具有不同的經濟基礎。就現有材料看,可以說,這個村里的家是一個小的家屬群體,以一個家庭為核心,并包含有幾個依靠他們的親屬。”【《江村經濟》P41-42

從上述可以看出,從石器時代的夏商周進入鐵器時代的秦朝-清朝后,勞動組織有氏族演化為家庭是個客觀的事實


現代國家科技時代——勞動單位-公司


從鐵器到現代科技

中華族群在使用鐵器勞動工具近2000年后,在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類積累的對自然的認知又到了一個引爆期(上一次是人類發明鐵器勞動工具),自十八世紀,西方現代科技和工業革命,經濟全球化,中華族群被推上了全球生存競爭的舞臺。中華族群若要生存,只有適應現代科技,實現工業化,并迅速進行社會再組織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現代國家的誕生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族群在與西方列強的軍事競爭中取得了民族獨立,為第一階段?罪w力人為,該階段的社會組織變化表現在,中華族群力爭把與國家競爭稅收資源的中間肩客——紳士、地主等從國家與農民家庭之間通過土地革命的手段清除出去,從而達到國家對農民土地稅收的控制,集中資源和軍事力量把入侵的西方列強趕出中國【《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社會組織由農業社會的家庭/縣(家庭式)/朝廷——演化為計劃經濟國家的家庭/縣(計劃式)/中央(計劃式)的組織模式。第二段從19492006年,國家與西方的經濟競爭中完成了從農業社會的家庭/縣(計劃式)/中央(計劃式)的社會組織模式——到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公司/縣(公司式)/現代國家的社會再組織,爭取國家富強,為第二階段。之所以把2006年作為劃分節點,原因一、是在該年國家取消農業稅,意味著國家的財政稅收完全從工商業來源,意味著國家工業化的完成,意味著中華族群的勞動工具由鐵器的勞動工具轉化為現代科技勞動工具。原因二、是勞動合同法(草案)于2006年頒布(雖然2008年才正式實施),放在中華族群歷史的長河中看,其背后的意義非常。勞動合法意味著對勞動力資源的使用權、轉讓權和收入權有了國家層面的法律保護,意味著勞動力資源之間的組織方式有律令轉化為市場合約,意味著勞動者可以自由的組建公司【《中國的經濟制度》.張五!,意味著延續了2000年的勞動組織單位——家庭,演變為現代國家的勞動組織單位——公司。

從家庭到公司

我們把費孝通在《江村經濟》描述的西方科技和工業革命對鄉村制絲的影響作為窗口——看西方科技對勞動組織—家庭,這已經在中國已延續了2000年之久的勞動組織結構的影響。

費孝通說,“現代制絲業的先進生產技術引進日本、中國之后,鄉村絲業開始衰退。這一工業革命改變了國內鄉村手工業的命運。

      1909年以前,......中國蠶絲出口量比日本大。例如1907年,兩國出口量幾乎相同。但到1909年,日本蠶絲出口便超過了中國,而且從此以后,日本一直保持優勢。事實上近年來,日本的出口量幾乎是中國的3倍。從我國外貿角度來看,自從1909年以來,蠶絲逐年減產。以前,蠶絲通常占我國出口總額的20%30%,而從1909年至1919年的平均數下降至17%。從1923年以后,出口量變就此一蹶不振。...這一事實,說明了中國蠶絲貿易的不景氣。

蠶絲價格方面,1934年生絲價格跌到前所未有的更低的水平......,同樣質量的絲,1934年的價格水平僅為1930年的三分之一。

費孝通說:“為了提供蠶絲的質量和產量,在蠶絲工業中工廠取代家庭手工業是一個普遍過程,并不限于這個村莊。近二十年來附近城市機繅絲業的發展極快【《上海的蠶絲工業》】,城市工業吸引農村勞力,無疑這種人口流動對農村社區的傳統社會結構是一種破壞的力量。改革者的原因之一就是要阻止這一過程。但村莊里的小型工廠為當地原料供應所限,未能充分利用村里現有的勞動力。相反,它也不能阻止農村人口的外流,我已經在上面表明,1935年有3216-25歲的女青年住在村外,她們在無錫絲廠工作。我在村里的時候,震澤又開了一家蠶絲工廠。村中更多的女青年被吸引到工廠里。本村16-25歲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現在村外的工廠或在合作工廠工作。她們是新的掙工資的人。

掙工資的階層并不是村里的傳統結構。農業雇工非常少。勞動在非常有限的意義上進入商品領域。只有在家庭手工業衰落的情況下,婦女勞動力才在村里形成了一個市場。

但技術的改進,勞動組織由家庭轉化公司,蠶絲產品質量和數量的提高未能使村民的經濟收入有所改善。費孝通說在開弦弓村,經濟蕭條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業的衰落。經濟蕭條并非由于產品的質量低劣或數量下降。如果農民同等品質和同樣數量的蠶絲,他們卻不能從市場得到同過去等量的錢幣。蕭條的原因在于鄉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蠶絲價格的降低時由于生產和需求之間缺乏調節。......費孝通說改進產品不僅是一個技術改進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社會再組織的問題”!尽督褰洕.費孝通】

上面我們通過《江村經濟》這個窗口看到了西方科技和工業革命對中國傳統勞動組織——家庭的影響,為了進一步看傳統農業社會的家庭在整個現代中國如何演化為公司的,我們再進一步看整個社會再組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看家庭到公司的演化。

費孝通說,中華族群若要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取勝,僅僅是技術和勞動組織單位的轉變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整個社會再組織——需要政府由家庭式的縣轉化為公司式的縣,家庭式的集權國家轉變為公司式的現代國家,以中華族群整體的形式參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競爭【張五常.科斯】。而這個轉變過程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中間有革命戰爭、有政治運動、有生命的代價,是一個試錯、選擇的進化過程。

中國社會的再組織是國與國經濟競爭壓力的結果

 

為了適應現代西方科技的生產力,參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競爭,中華族群的組織結構必須由農業社會的家庭//集權帝國轉化為現代中國的公司/縣(公司式)/現代國家,這是整個中國社會再組織過程,科斯說這個過程不是人為理性規劃實施的結果,是中國政府勇于“試一試,看一看”試錯選擇的結果,是“邊緣革命”對政府壓力的結果,【《變革中國》】,是中華族群與世界其他民族競爭生存的結果【《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孔飛力】。

科斯在《變革中國》中說的引起中國政府性質轉變的“邊緣革命”之一——“經濟特區”,從孔飛力的華人移民謀生的視角說是這樣的——

孔飛力在《他者中的華人》說,“就其實際功能而言,今天中國的“經濟特區”多少類似于一種“邊緣飛地”,是帝國主義為了和外國商業利益而建立的“通商口岸”的現代版。當年,各種“不平等條約”曾經在20世紀激起人們大眾的憤慨,特別是反對為外商提供各種減免其進口稅的優惠待遇,反對在中國的法庭上偏袒外國人,中國革命最終徹底鏟除了這一切不平等待遇。然而,當我們再度審視今天的經濟特區時,我們又看到了許多似曾相識的現象,歷史上的通商口岸,是中國人和外國人可以在那里進行交易的飛地,是那些守舊的、企圖尋租的官員難以插手的飛地。雖然那些通商口岸是外國人強加于中國人的,但是,中國商人和清政府無疑從通商口岸的經營之中賺回了大筆錢財。

   那么,如果我們再度回顧更早遠的歲月,在那些通商口岸之前的“邊緣飛地”是什么呢?那是些允許中國人和歐洲人在中國制度管轄范圍之外從事交易的特殊的多元化混雜的場所,是那些歐洲殖民帝國和土著王朝控制之下的港口城市。那么,如此看來,那些繁忙的外國港口,從馬尼拉、巴達維亞、檳榔島、新加坡、澳門、長崎、曼谷到香港,不都是在中國之外,有華商與外國人共同經營的“經濟特區”嗎?

   所有這一切“邊緣飛地”的共同特點,就在于中國商人可以在中國政府的嚴格管轄之外,去和外國人做生意。中國并未準備通過將市場開放到中國人和外國人可以完全在不受政府管轄監督的情況下相互交往談判,不能允許其國家安全和社會平衡因此受到損害。然而,中國沿海民眾,他們的生計有賴于貿易,因此就只能走向海外,無視政府禁令,不顧個人風險,到中國政府無法直接控制的邊緣飛地區做生意。最后,外國人在中國沿海建立了此類邊緣飛地,就是各“通商口岸”;再后來,中國政府在戰略性營銷、管理與制造中心建立了“經濟特區”與“開放口岸”,今天的特區與歷史上最大的不同點,就在于今天的這些邊緣飛地是由中國政府創立的,對于進入該地的所有華商和外資企業實施的任何優惠條件和免稅政策,在設計上都必須首先符合中國的利益需求:相似的歷史功能,但處于嶄新的管理模式之下!薄尽端咧械娜A人》.孔飛力】

關于“經濟特區”,科斯在《變革中國》中說,“1980年四大經濟特區的建立,198414個沿海城市對外資的開放以及1990年浦東新區的發展,都極大地刺激了區域性經濟的增長。1992年以來,各式各樣不同級別的工業園區——有時也叫高新經濟區,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及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在中國各地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較為著名的兩個項目是1994年建成的蘇州工業園區及昆山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其中蘇州工業園區有中國及新加坡兩國政府共同運營。......除了國家級工業園區,還有數以千計的省事縣級工業園遍布中國各地。許多鄉鎮政府甚至擁有不止一個工業園!

“隨著工業園區不斷增多,為了贏得投資,各地方政府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法去說服投資者選擇自己的園區。......工業園區常常會針對不同的企業提供不同的服務以滿足它們各自的需求,比如提供便利的勞動力及地方供應渠道,協助企業獲取銀行貸款和招聘高級人才等!

我們關心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族群組織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組織完成了再造。第一、通過這些“邊緣飛地”到“通商口岸”到“經濟特區”到“工業園區”這個過程中,以海外華人僑胞為主要橋梁,把西方科技引進到中國的過程,完成了費孝通所說的中國的出路在工業化的歷史使命【《江村經濟》】。完成了延續2000多年的鐵器勞動工具向現代科技勞動工具的轉化過程。第二、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在試錯選擇的過程中,勞動組織由律令式的企業或家庭演化為市場合約化的現代公司,占據歷史近2000年的勞動組織家庭演化為適應現代科技勞動工具的公司。


公司在族群生存中的位置


中華族群為了在自然競爭中生存,在競爭演化中進化選擇形成了兩級聚落和三級組織結構。并專業分工合作,其中勞動單位氏族/家庭/公司,負責從自然中開發資源,開發出的資源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留給勞動單位自己用于家庭進行社會再生產,另兩部分給縣或國家用于構建“人為狀態”的聚落環境,家庭在“人為狀態”聚落環境中工作生活,繁衍生息。

上述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出公司的位置和功能。第一,公司是中華族群從自然開發資源的基本勞動組織單位;第二、公司是公共產品——“人為狀態”聚落的生產者。縣或國“人為狀態”聚落環境是有不同的行業利用公共資源專業分工合作生產而成的。而行業就是有生產同類產品的公司的集合,所以公司是公共產品的生產者。第三、公司是家庭再生產所需產品的生產者。家庭為了延續生育進行的社會再生產所需要的產品,需要公司來承擔(傳統農業社會,家庭生產自足自給,不要公司)。


公司的顯著特點——不確定性


現代工商業社會,無論公共產品還是社會產品,都是專業分工合作生產的。專業分工而合作產生一個問題,就是企業家要預測市場顧客的需求,判斷公司生產什么產品,這就產生了奈特所說的企業家要判斷“做什么”或生產什么產品的不確定性問題。

奈特在《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說公司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做什么”的問題,就是企業家要預測市場顧客的需求,判斷公司生產什么產品。這是因為到了現代工商業社會后,整個族群的生產是按照專業分工合作生產的,相對農業社會自足自給的家庭生產,公司的產品生產是為了市場。產品生產不是為了滿足生產者自身的欲望,而是預測市場顧客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才開展生產。生產者承擔起預測消費者的職責。由于人的認知的局限性,出現了企業家預測市場顧客需要什么產品的不確定性問題。

奈特說:“不確定性事關兩個方面:一是,人們一無所知;二是,人們采取行動,更多的是依靠信念,而不是知識。我們一旦將不確定性引入這片寧靜的凈土,一切將會天翻地覆。在沒有不確定性的時候,人們的全部精力都放到執行上。在此情況下,智慧本身是否存在都值得懷疑。在一個無所不知的世界里,對所有的有機生命而言,它們的調整與適應似乎都變成機械式的反應,它們自己都變成了自動控制的實體。如果出現了不確定性,執行事實上已經降格為生活的次要功能。生活的首要問題變成了決定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薄尽讹L險、不確定性和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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