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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主義:個人在傳統文化中的生存哲學 精選

已有 4657 次閱讀 2016-8-29 10:43 |個人分類:人文|系統分類:人文社科|關鍵詞:實用主義,傳統文化,生存哲學| 傳統文化, 實用主義, 生存哲學

呂乃基

中國的傳統文化呈現出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

實用主義發端于現代美國,然而其典型卻早已存在于傳承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在現代美國,實用主義只是眾多哲學流派之一,在本體論有對事實和規律的尊重,在認識論有理性主義的均衡,在價值觀有知識至上、宗教情懷和對美的追求,以及最終,有法律提供的不可逾越的“負面清單”。平心而論,自古到今,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實用主義傾向。但中國這樣濃烈和典型者可以說絕無僅有。

實用主義并不是傳統文化的始基,或者說,不是傳統文化在原初時期就已經打上的烙印,而是在此后漫長的發展歷程中日積月累,終于由點點滴滴匯成浩蕩之洪流,從傾向成為主義,成為中華民族,以及成為當代中國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中國,沒有理性主義的均衡,沒有對事實和規律的追求和尊重;沒有宗教情懷,臨時抱佛腳;美,大致就等同于出世,以及沒有底線,重要的是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小農經濟同樣是實用主義的經濟基礎。農業畜牧業所經營之動植物較之丈量土地和杠桿復雜千萬倍,原始的天人合一,物我不分,人與物沒有形成對象性的關系,不能客觀地研究對象。莊稼收成好,家畜膘肥體壯即可,對自然界的了解停留在經驗層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F象即本質,知其然亦即知其所以然。小農經濟沒有或很少交換,意味著那些經驗沒有或很少交流,并不在意背后是否還有必然和普遍的道理。性本善也是實用主義的一個源泉。在實用主義看來,達到目的就是善。善,在真善美三者的關系中既居于首位,又具有終極價值。善居首,“真”便退避三舍。熟人社會的情本位也遮蔽了理性。學以致用,重要的不在于說清道理,而在于辦成事情。這也就是中國古代科學落后而技術發達的原因之一。實用主義的第三個源泉是中國特色的人際關系。人際博弈中的無限規則讓人無所適從,只能變換招數,極端則是“無招”,不擇手段。只要戰而勝之,哪怕水淹七軍,還是火燒連營。實用主義的口號是: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以成敗論英雄。

實用主義,在國家層面是“實干興邦”,四個字把實用及其目的說得清清楚楚。實用主義在個人層面的典型是“流氓”,朱大可對此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畫[i]。此處的“流氓”并不是當下語境中之流氓,而是上文中形形色色的“變通者”。在冠冕堂皇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的桌面之下,存在著生活方式與之大相徑庭的一群人,或者說,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存在,所以才需要儒家正統,才需要倫理道德。實際上,人非圣賢,在那些正人君子的內心深處,或多或少同樣有著被壓抑被禁錮的“惡”的一面,一旦束縛解除,便會出來興風作浪;钪,是流氓最低也是最高的生存哲學,前者是忍辱負重,后者可以蠻不講理,在兩極之間則是虛偽和狡譎。流氓,是對性本善的嘲諷,是無底線和實用主義的結合。性本善和求同存異,為流氓和流氓意識提供了寬松的存在空間;周而復始的超穩定結構,為流氓和流氓意識的長期存在并得以上升到半官方乃至官方地位提供了載體。災亂中最強者即最兇蠻、最狡猾者掠奪的生存資源最多,因此就是天子。無論承認與否,悠久的中華文明的DNA中,鐫刻有歷代祖先中的流氓基因,會在各種環境中頑強地生存,并在時機適合的時候以種種方式表現自己。

萊布尼茨對中國哲學的理解是,“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顯然我們要略勝一籌”,但“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贝颂幉簧婕啊皩嵺`哲學”的本來含義,不過顯而易見,萊布尼茨說的是中國哲學,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

雖不知曉萊布尼茲的本意,所謂“略勝一籌”,應該指在處置類似事務中取得更好的效果。中國的“實踐哲學”之所以較之西方“略勝一籌”,其一,就對象而言,不在意所涉及事務的本質和規律,審時度勢,靈活處理;其二,就主體而言,浸潤了中國特色“無法無天”的實用主義;其三,在于其中蘊含中國特色的理性。通常認為中國人沒有理性或非理性,實際上中國人缺少的只是科學理性,中國人擅長,確切的說,因此而更加擅長具有中國特色的“技術理性”。

所謂技術理性(也稱“工具理性”),對于特定主體(集體或個人)來說,首先是所采取的行動有效,達到預期目的,以及在行動的過程中可控。其次,在生產方是投入產出比,在使用方是功能價格比,以及這兩個“比”之間的博弈。重要的是,投入、產出和價格,基本上都有一樣的衡量標準,功能雖因人而異各有所需,也看得見摸得著,可以放在桌面上比較,因此簡單而透明。有必要指出,在投入產出比和功能價格比的背后,還有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那就是自然界。自然界的參與,為各方的競爭提供了一致的平臺,制定了統一公平的規則,為求得更高的效能、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大的“比”,有關的主體都需要在人與自然的博弈中由重復博弈而演進博弈,換言之,在技術理性的背后必須有科學理性的支撐。由此可見,在技術理性的引導下,市場經濟中的競爭關系自然導向生產力的發展。

可以說,技術理性就是物理學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或者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以最小成本/代價/風險獲得最大收益,在技術領域,以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表現。中國特色的“技術理性”,在于并非如技術理性的原意那樣,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特定的用于人際關系。前者的投入是知識、資源、勞動力和時間等,產出是利潤、品牌和社會影響,至于價格主要就是錢,功能是效益和效率。技術理性受到來自自然界的事實和規律的制約,需要以科學理性作為基礎;而中國特色的技術理性,投入的是人情、資金等,產出則或是投桃報李,升官發財,禮尚往來和面子,知恩圖報,而且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提倡以德報怨,不能冤冤相報,更不能以怨報德。在人情往來中,生人可以混熟,熟人社會則得到維系和強化,個人在其中的地位也得到鞏固和提升。中國特色的“技術理性”在官場中得到集中體現。一方面,最大的恩德來自皇上,皇恩浩蕩,澤被天下;噬蠎闷涠魍汛蟪纪媾诠烧浦g,另一方面,臣民則應謝主隆恩,進而察言觀色投其所好,以求得到晉升。由此,中國的皇權得以鞏固,官本位得到強化。在人情與恩德的背后,是個人對人性和人際關系的精確測度和掌控,從而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收益。中國特色的“技術理性”,與技術無關,與工具無關,與科學理性無關,實際上是無規狀態下的“人際理性”;所謂“人際理性”,卻又與社會的存在與發展規律無關,只是在權力的淫威之下個人無底線的生存法則。

順便說,實用主義還與全面談到的道德優位有關。實用主義重結果,道德優位重出發點,共同點是不考慮程序公正以及是否可行。一句話,心是好的,出發點是好的,就豁免了由此產生的所有罪責,譬如大躍進,甚至文革。時至今日,多少家長以“為你好”之名,干預成年子女的私人領域。


[i]朱大可,流氓的盛宴,新星出版社2006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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