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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精神病學思想內涵與實踐價值管窺 精選

已有 1687 次閱讀 2019-5-26 15:40 |系統分類: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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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精神病學思想內涵與實踐價值管窺[1]

1.孫丹陽、2.李俠

(1、2,上海交通大學 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200240)

摘要:積極精神病學是精神醫學的新近研究領域,是生物醫學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范式轉移的產物。積極精神病學注重探討積極心理因素的生物學基礎,扎根于治療實踐,與積極心理學相比,臨床可操作性更強,對傳統精神病學起到必要的補充功用。但在實際應用中,要想將積極因素向臨床精神病患進行有效注入與融合,必須同具體的治療方法結合,跨越理論到實踐的鴻溝。在我國積極推進“2030健康中國戰略”的當下,應結合本土化發展,加強對積極精神病領域的關注,在臨床實踐、學術研究、政策制定等方面參考與借鑒積極精神病學的最新成果。

關鍵詞:積極精神病學;神經可塑性;預防醫學;健康中國;

中圖分類號:N0 文獻標示碼:A

美國著名精神病學家杰斯特(Dilip V. Jeste)在2012年美國精神病學大會上發表的演講中指出:“將以聚焦心理健康的積極精神病學作為精神病學的新領域,臨床工作不應該滿足于治療患者的心理疾病,也應注重提升他們整體的幸福感![1]239由此,“積極精神病學”的概念被正式提出。而其在2015年組織編寫的《Positive Psychiatry:A Clinical Handbook》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積極精神病學的研究成果、內容、方法與邊界。該書集中闡釋了積極精神病學的核心思想,其從臨床精神病學的視角出發,以大量的實證研究為佐證,建立起積極社會心理特征、心理健康結果與精神健康之間的內在聯系,闡釋了在預防與干預層面如何解決當前精神疾病給患者與社會帶來的巨大危害。這一思想的提出對臨床精神醫學、精神衛生發展、公共健康等領域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意在通過對積極精神病學基本思路的分析,厘清積極精神病學的理論內涵,探討積極精神病學理念所具有的潛在優勢與進步性,揭示其在操作層面上的作用空間與可行性,進而揭示對我國“2030健康中國戰略”所具有的借鑒意義與啟示。

一、積極精神病學的理論內涵

“積極精神病學被定義為針對心理或身體疾病患者及其高危群體以增強其積極心理社會特征(PPSF)[2]、理解和提升其幸福狀態為目的而進行的臨床評估與干預,其本質上屬于精神病學的實踐分支![2]2其針對的對象不只是正遭遇疾病的個體,也包括潛在具有發病傾向的高危人群。其最核心的部分聚焦于積極心理健康結果以及積極的社會心理特征。其思想源頭可追溯至心理學先驅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的心理治療思想;同時受到人本主義思潮積極關注個體本身這一主張的影響;積極心理學的形成和發展也對積極精神病學思想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梢哉f積極精神病學探尋的是應對精神疾病這種社會頑疾的總體性策略,而非處理個體疾病的具體方法。

世界衛生組織(WHO)早在1946年就對健康下過明確定義:“健康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3]積極精神病學的主張正是建立在對健康的全面理解與關注之上,走出片面關注疾病、癥狀的藩籬,更加注重患者的個體幸福體驗和整體存在狀態的提升與恢復。其內容主要由四部分組成,即:“積極的心理健康結果、構成積極社會心理特征的心理因素與環境因素、積極精神病學的生物學機制、積極精神病學的干預與預防”[4]。積極的心理健康結果表示積極精神病學的目標與評估緯度,包括幸福、低水平的壓力感知、健康老齡化、創傷后成長、嚴重心理疾病的康復以及心理疾病的預防。而積極的心理結果在一定程度上由積極心理特征進行調解,包括積極心理因素與積極環境因素兩部分。積極心理因素指適應能力、樂觀精神、自我掌控與自我效能的應用、社會參與、精神性以及智慧;環境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動力、社會支持以及社區環境等。積極精神病學的研究重點在于尋找積極性因素與個體心理健康的關系,同時探究積極性因素的生物學基礎,以保證其科學性。在大量研究事實的基礎上,印證了積極的社會心理特征與心身健康、免疫系統、死亡率與壽命之間的相關關系;同時通過實驗驗證積極心理健康的潛在生物學標記,以及積極心理學特征的生物學基礎,例如精神性能有效地降低血壓,增強免疫力[5],社會參與能有效地降低表征發炎的血漿濃度[6],對人類神經回路研究的結果表明:適應與壓力應對與負責調解獎賞、恐懼、情緒反應、社會行為的大腦回路的適應性改變有關[7]。當前這些實驗與相關性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也在不斷增加,這為積極精神病學的主張提供了更有效的事實支撐。

在臨床實踐中,積極精神病學主張在堅持傳統精神病學治療方法的同時,加強對積極心理干預與支持性心理治療等方法的使用,強調從傳統西方醫學的范式向整合醫療轉變。精神類藥物的出現使得精神病治療進入黃金時期,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精神類藥物所產生的副作用扼殺了患者真正走向康復的希望[8]。相比于藥物治療,“積極心理干預(PPIs)意在通過設計積極程序的活動去提升積極結果,自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存在。諸如品味經歷、感受與表達感激、練習友善的行為、追求意義、建立希望、識別與應用自我力量、以及為自己與他人建立同情等。多項臨床研究表明PPIs對精神分裂癥、自殺想法、煙癮、慢性疼痛起作用,能在整體上提升生活品質,減少臨床癥狀![9]147-148這種干預手段不再是對精神疾病癥狀的關注,而是關注患者的自我調節功能、積極心理因素與社會功能,是一種在預防與康復階段介入的重要措施,保證患者在癥狀緩解之后,重新走向社群與工作,進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康復。而“支持性心理治療包括認知行為療法、行為激活、問題解決與人際關系療法”[10]173,主要聚焦在患者當前的生活和意識層面,易于操作與評估,與精神動力治療對無意識層面的情感與沖突的關注點有根本上的差別。

在醫學主張上,積極精神病學強調采用心身醫學的整合模式,注重身體與心理,心理與社會、環境的協同作用。從根本上反對心身二元論,“阿拉伯醫學、中世紀的醫學、甚至是笛卡爾以后的醫學都不接受區分身體疾病與精神疾病,每個疾病的形成都牽扯人的整體![11]其贊同傳統精神病學追求精神疾病的生物學原因,但是更加注重身體與精神的關聯。心身醫學包括一系列的輔助、替代和整合醫學(CAIM)方法,包括多種干預措施,如心身醫學的方法以及使用天然食品療法,也包括一系列被稱為正念的身體訓練,如冥想等,是一種整體與綜合的醫學方法。特別是在對情緒與焦慮障礙的治療中,輔助、替代醫學采用的針灸、深呼吸訓練、按摩、冥想、物理療法以及瑜伽等療法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替代醫學是與西方主流醫學截然不同的醫學模式,曾一度被西方主流醫學所排斥,在二十世紀之后,隨著預防醫學的發展,美國、英國等國也開始追加對替代醫學的投入,美國公民在替代醫學上的花費也不斷增加[12],在心理治療領域被廣泛認可的正念冥想療法對精神疾病治療的療效已得到證實。

二、積極精神病學范式的進步性

1.積極精神病學是對傳統精神病學治療范式的一種拓展

傳統精神病學是在神經病理學的基礎上聚焦對疾病、癥狀的關注,其目標是緩解癥狀、防止復發。然而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現代精神病學發展的歷史中,精神疾病患者的癥狀并沒有如預期那般變得更好。究其原因,“或許這樣的說法更為公允:沒有理由相信精神病治療的進步提高了工業化國家人們的心理健康水平”[13]針對我國2007到2013年的精神殘疾治療康復變化的研究顯示:“關于治療康復效果,歷年中認為康復效果‘一般’的精神殘疾患者均遠遠多于認為‘好’或者‘較好’者![14]積極精神病學關注的正是傳統精神病學所忽視的部分,即在臨床治療中增加對患者積極屬性與精神力量的關注,從神經可塑性的角度出發,意在緩解癥狀的基礎上從根本上解決患者的精神健康問題,以求達到從緩解到康復的轉變。同時,積極精神病學的目標群體不再局限在傳統精神病學所針對的精神疾病患者身上,其注重對“高危群體”的關注,同時將身體疾病患者容納其中,注重身體疾病與精神疾病的關聯與協同作用。誠如美國精神病學家科尼格(Harold G. Koenig)所言:“對許多人而言,注重精神是他們之為他們的一部分——這構成了他們作為人的身份的根基,賦予他們的生命以意義和目的。忽視精神維度就等同于忽視病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心理狀態,因而會導致針對‘整個的人’治療的失敗![15]患者相關的社會環境、心理狀態恰恰是積極精神病學所關注的方向。

變量

傳統精神病學

積極精神病學

目標患者

精神疾病患者

精神或身體疾病患者,以及精神或身體疾病患者高危群體

評估核心

精神病理學

積極屬性和精神力量

研究核心

危險因素、神經病理學

防護因素、神經可塑性

治療目標

緩解癥狀、防止復發

康復、增加幸福感、健康老齡化、創傷后成長

主要治療方法

藥物治療,為緩解癥狀與防治復發進行的短期心理治療

通過心理、社會與行為(包括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干預增加積極屬性

預防

基本忽視

在整個生命過程予以重要關注

表1:傳統精神病學與積極精神病學的主要區別[2]4

2.增加積極心理內容的臨床實用性

“積極精神病學與一般精神病學一樣,是一門實用科學![16]325積極精神病學與臨床實用性有機結合,其始終定位為精神病學的實踐分支。在整個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積極精神病學側重于實踐,同時吸收了積極心理學的大量研究成果,從而“拓展了精神科醫生的視野,以及他們對心理健康與治療觀點的思考方式,從而更加平衡地理解人類經驗,更好的整合治療師與患者關于精神健康、積極心理健康意義的現有知識![1]240積極心理學認為“自二戰之后,心理學變成了主要專注治療的科學,它致力于修復在疾病模型中損傷的人類功能![17]積極心理學的形成建立在傳統心理學只關注心理內容的消極方面這一偏頗之上,其目的是促進心理學的關注點從只專注于修復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向建立積極品質轉變。其研究內容包括積極的個體特征以及公民身份的群體規范。在此基礎上,積極精神病學與積極心理學有部分交叉,都注重積極社會心理特征在個體心理、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都反對只關注癥狀、疾病等個體發展的負性層面。兩者的差異在于積極心理學不對所關注的人群進行健康與疾病的拆分,而積極精神病學的對象則指向心理與身體疾病患者及高危人群,其根本上是建立在精神疾病模型基礎上,對傳統精神病學模型的一種主動拓展,從本質上并不排斥在疾病模型下對個體功能進行修正,所不同的是,它將積極心理的內容與特征移植到精神病的預防、治療與康復的臨床實踐之中。

3.整合個性化治療與整體性治療

精神疾病與其他身體疾病的最主要不同在于:絕大多數的身體疾病是從病因角度進行劃分,而精神疾病則是從癥狀區分,這源于精神疾病病因的復雜性,同樣的癥狀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原因導致,相似的原因也可能使患者表現出完全不同的臨床表現,因此一刀切的治療方式在精神疾病治療中是對患者最大的傷害。傳統精神病學在相當長的時期試圖尋找通用的治療方法,例如莫尼茲發明的額葉切除手術、試圖尋找腦中化學物質不平衡以求藥物“魔彈”……然而“沒有一種治療辦法有資格說包治百病,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找到對自己有獨特療效的健康之路”[18],特別是在精神疾病治療領域,更為如此。傳統精神病治療堅持癥狀為核心,因此青睞能夠緩解癥狀的藥物順理成章,但是“臨床精神病學不是精神藥理學,應該包括治療師與患者在臨床對話中的共情,涉及患者及其親屬的主觀幸福感![19]139這就是積極精神病學所關注的部分。積極精神病學指出:“對于個體的個性化治療意味著致力于對個體心理、身體、精神與社會健康需求的整體性的服務![20]98-99加強對患者特異性的關注,注重患者之間的差異與需求,同時在關注癥狀的同時,探索個體的生存環境與社會背景,精神疾病治療的不是一個器官、一個受損部位,而是一個人,一個具有個性特征的整體性個體。

4.注重生物技術手段的應用

積極精神病學認為:在公共健康領域內,生物技術與社會心理兩種預防疾病的干預措施中,生物技術手段更容易實現。隨著神經科學與腦科學研究成果的日益豐富,為積極心理特征尋找生物學基礎進而推進其臨床應用,正是當前神經生物學與精神病學發展的焦點所在。如兩個神經生物學發現的擴散路徑可以很好說明這個問題:神經可塑性與鏡像神經元系統。神經可塑性正在成為積極精神病學的研究核心,它反對大腦的功能特域性理論,反對將大腦看成是在成年后穩定不變的狀態,相信大腦能夠在經驗、教育等后天鍛煉中進行結構上的改變。神經可塑性的發現對于精神疾病的治療具有巨大意義,第一,腦損傷所引起的疾病,可以依據大腦其他部位的神經元的補償功能而得以緩解;第二,可塑性可以很好解釋認知、行為等心理干預的作用機制。而“鏡像神經元顯示了人類大腦根本上具備的社會天性,其系統不僅能表征他人的內在狀態,還涉及對人際關系非常重要的情緒共鳴機制![21]這一神經元系統的發現,使得個體、環境與社會的互動與學習成為可能?傊,神經生物學未來的新發現,必將對積極精神病學的發展帶來革命性的推進。

三、積極精神病學的臨床操作

積極心理學在理論層面上適應當前精神病學的內部發展,并有效地關照了精神病治療的現實困境,但是必須清楚的一點在于,早在1977年,西方學者恩格爾(George Libman Engel,1913-1999)就在《Science》上發表文章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作為精神病學的新范式[22],這一范式對精神病治療提出的新標準已經對積極心理因素有所關注,社區心理的預防與康復計劃正是在這一模式的倡導下推進的。從這種意義上看,積極精神病學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一種細化,并將關注點落在積極心理因素在臨床治療環節的應用上。這也揭示了積極精神病學理念的問題所在:積極的心理與社會因素對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量的研究所證實的相關關系并不能從根本上說明積極精神病學的作用方式以及臨床實踐空間,急需解決的問題在于如何應對精神疾病患者在對積極心理因素的接收層面與非精神病患者間存在的差異。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以及反精神病學思想家都堅決反對將精神疾病患者視為“正常人”的對立面,的確沒有任何理由能夠將精神疾病患者視為異類,但是在治療中必須正視飽受精神疾病困擾的個體在認知水平與認知偏好上與未受此困擾的個體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對積極心理因素在臨床上的作用力提出了挑戰。積極精神病學關注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正如吸煙對肺癌所具有的預測功能一樣,認知功能損傷是精神疾病患者及其高危人群的標志之一,對精神疾病具有一定的預測作用,認知缺陷是精神病性障礙的一個顯著特征。隨著腦科學與認知科學的發展,精神病學開始大量的關注患者的認知過程,認知治療興起并不斷發展,成為當前最主要的心理治療方法!罢J知過程是所有精神疾病認知治療方案中最核心的部分,只有掌握了認知過程,才能理解精神疾病的各種表象![23]3研究指出:“在精神疾病的前驅期,很多神經認知領域已經存在損害,通過評估認知功能損傷程度對病人的轉歸有預測作用![24]

個體認知功能主要包括感知覺、記憶、思維和語言幾個方面,感知覺是對外界事物的認識,決定了個體的信息輸入;記憶是人腦對經驗的一種識記、保持、再認過程,是進行思維的基礎;思維則是對新信息與原有知識經驗進行分析、綜合,抽象、概括等操作過程,是對信息的加工;而語言則是思維的載體,認知結果的體現。精神疾病高危人群的認知功能損傷在不同的癥狀表現中這幾個核心部分都呈現出較大的差別,根據損傷程度上的差異,認知處理功能出現相應障礙。同時,損傷在患者的社會認知層面上也有體現。在一項對精神疾病臨床高危(Clinical High Risk,CHR)患者進行的眼動研究中證實:“如果CHR患者探索人物感興趣區的注視模式發生了變化,則其推論他人心理活動的能力就會出現問題,即社會認知功能障礙。精神病性癥狀的許多特征可能與錯誤的認知過程有關,例如懷疑別人在貶低議論自己(牽連觀念),這一過程可能就與眼動信息采集異常有關![25]眼動信息采集異常導致的是異常的感知覺信息被輸入,基于這些信息之上形成的認識、經驗自然也是異常的。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精神病與普通的精神生活之間存在一個連續統一體,連續統一體模型之下的正;貜娬{精神病癥狀與日常經歷之間的相似性”[23]191。認知是長期生活經驗的析出,感知覺的信息輸入受到注意偏好的影響,而個體選擇注意什么信息則與之前的知識經驗緊密相關,正如漢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1924-1967)的“觀察滲透理論”所揭示的“觀察是一個被人們背景知識、經驗、理論所影響的過程”[26]。高危人群的眼動信息采集異常的原因正是其本身存儲的不合理信念導致的。

在臨床實踐中,抵御患者存儲的不合理信念起作用的最好方法是抑制不合理信念參與到當前的治療實踐中。這就需要積極精神病學理念與其他具體的治療方法相結合,特別是行為療法。嚴格的活動任務所要求患者的信念參與比蘇格拉底對話更少,因為前者要求的是行動執行,后者則更注重反思重構,因此通過具體的活動增加其積極心理體驗,而不是試圖消除患者的消極心理因素,能夠對患者經驗系統的內容進行稀釋,原有的消極因素會不斷減少,占比率與利用率隨之降低。認知指導行為的同時行為也會塑造認知,這符合積極精神病學的研究核心神經可塑性的觀點。根據赫布定律(Hebb's Rule),突觸具有可塑性,突觸神經元間的持續重復刺激可以導致突觸傳遞效能的增加,這種效能的增加符合用進廢退原則。因此設計并指導患者完成具體的活動,能有效突破認知功能損傷所引起的治療抵御行為。

同時,一個好的治療策略必須保證其在實踐中的倫理可行性與經濟可行性。積極精神病學符合生物倫理學的核心原則:“一是有益性(beneficence),即醫療實踐者的工作要以其患者的幸福為根本;二是非傷害性(nonmaleficence),即使醫療操作即便不能提供關懷和舒適,也不能引起傷害;三是自主性(autonomy),尊重患者選擇和拒絕治療的權利;四是公正性(justice),即不顧地域、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差異給予患者公正的治療![27]從經濟可行性的角度看,積極精神病學所提倡的是一種廣泛而深刻的關懷技術,而不是單純的疾病治療。強調對高危人群的干預,這符合早識別、早治療的原則,能夠最大程度上降低精神疾病所消耗的社會成本以及個體與家庭的經濟支出。在預后,提供完善的康復計劃,注重個體的社會角色恢復,即能有效的釋放看管所需的家庭勞力又能讓患者盡快投入工作,創造經濟價值。同時能有效降低精神疾病的致殘率,從而降低國家殘疾人補貼支出。因此說積極精神病學理念符合關懷經濟學原則,是有益于個體、家庭、社會產生更有效能經濟的精神衛生發展路徑。

四、積極精神病學實踐需要精神衛生政策支持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問題基礎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識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規范發展心理治療、心理咨詢等心理健康服務”。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對促進心理健康提出了如下要求:“加強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和規范化管理。加大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傳力度,提升心理健康素養。加強對抑郁癥、焦慮癥等常見精神障礙和心理行為問題的干預,加大對重點人群心理問題早期發現和及時干預力度。加強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報告登記和救治救助管理。全面推進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提高突發事件心理危機的干預能力和水平。到2030年,常見精神障礙防治和心理行為問題識別干預水平顯著提高![28]我國正在從關注疾病向關注健康轉變。積極精神病學作為對傳統精神病學的拓展,“具備為該領域注入活力的可能,具有改善患者的治療效果、減少醫療花費、吸引高質量的受訓者進入精神病學領域的優勢”[2]6。

1.堅持預防、治療、康復整合是積極精神病學完整性治療方案的基礎

“西方醫學趨向于關注疾病和急性護理而不是預防或健康,這導致患者和護理提供者(醫務工作者、家屬)都忽視他們的優勢與能力。[29]193我國的精神衛生工作是在西方醫學模式的影響下開展的,對藥物治療的過分依賴是傳統精神疾病治療的主要缺陷之一。積極精神病學主張對患者進行積極社會心理特征的培育正是預防精神疾病的首選。對于精神疾病來說,康復的指標一直相當模糊。通過對“康復”(recovery)一詞的研究,當前對康復的不同定義的重疊點在于:“精神衛生服務應該增強個體的意義感和生活滿意度,使他們充分融入他們所選擇的社區![20]97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康復評估要點,而不僅僅是緩解癥狀!半S著公共健康與預防項目的迅速增長,醫學被證明通過預防方式從病理學向健康、從關注個體健康向增加社區健康的范式轉變![2]6積極精神病學引入積極的社會與環境因素,增加以社區為單位的預防和康復項目能從整體上改善精神健康服務。

2.融入社會是積極精神病學的重要目標。

有研究指出:“比較歷年追蹤樣本中大于等于18歲的精神殘疾者,發現能夠自理者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從2007年的69.9%上升至2013年的77.6%,但是,他們中間有工作者所占比例未見上升趨勢![14]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種:當前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認知存在巨大的偏差,社會偏見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精神疾病患者重回工作的渠道;當前就業環境日益嚴峻,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疾病原因從就業市場上被疏離,職業技能與求職心態受到損害,依靠自己難以跨越認知偏見的鴻溝;更為根本的在于傳統的精神疾病治療并沒有形成一條完整的進入社會的鏈條。其只關注癥狀與疾病本身,嚴重忽視患者所處社會環境、吸納渠道、本身技能與選擇空間等環節,缺乏配套的追蹤和扶持機制!肮ぷ魇浅赡耆松矸莸囊粋決定性特征,缺乏這一特征會增加關于個人能力與價值的恥辱感與失敗主義信念![20]102這種信念將會重新損毀患者的心理健康,使患者進一步表現出低自尊、自我否定、習得性無助等負性心理狀態,這些特征又是引起精神疾患復發的源泉。這樣的惡性循環正是傳統精神病治療反復率高的根源所在,而積極精神病學所主張的是對個體整個生命過程予以關注,重視患者癥狀緩解后的生存狀態,只有患者重新融入社區、社會,重獲生活意義感與價值感,才可以說是治療的完成。

3.高素質的從業人員是實現積極精神病學的技術支撐

按照積極精神病學的主張,精神疾病治療是一個長期完整的過程,精神科醫生的臨床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在預防、康復階段,社區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就成為主要的精神健康服務的技術提供者。2003年針對上海心理咨詢師行業的調查顯示:心理咨詢機構從業人員71.11%為兼職,18.61%從未接受過培訓,其余的接受過脫產或半脫產的培訓,其中85.32%的受訓機構為培訓班,培訓時間3個月以下的占48.81%,3到6個月的占35.84%。[30]這樣的低門檻、低準入的心理咨詢師所提供的服務顯然無法滿足積極精神病學所需要的專業性。因此,在制度層面上,要進一步規范心理咨詢師的準入、考核和管理,制定更加嚴格的行業規范與管理條例。在行業發展內部,為咨詢師、社區精神醫師、精神科醫生建立更暢通的協同工作渠道,讓患者能用最簡單的方式得到最適合的治療與幫助。

4.精神衛生針對性項目的開展是積極精神病學實踐的有力推手

2004年啟動的中央補助地方衛生經費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項目(686項目)是我國施行的重要精神衛生服務示范項目,該項目致力于為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提供全面的護理,跳出傳統精神病的治療范疇,側重于精神病癥狀的管理模式,將精神衛生保健從專業精神病院轉移到社區環境中,使康復和康復中心成為多功能團隊的臨床活動中心。[31]該項目的結果充分證明了精神衛生保健在減少貧困、改善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成員生活方面所產生的巨大作用,同時推進了精神衛生領域的人才儲備、學術研究以及精神衛生知識的普及與傳播。雖然這一項目最初的意圖主要針對的是“重性精神疾病”,但是在推進過程中已經覆蓋到社區精神衛生與保健層面,這種由政府主導的項目在落實和影響上的優勢不言而喻。而在2009年頒布的“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32]中將精神衛生已正式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范圍,這些項目與政策的出臺最大限度上對精神疾病問題的改善與解決提供了有針對性操作路徑。精神健康問題不是簡單的醫學問題,而是科學、社會與公共政策協同應對的問題,積極精神病學強調“制度化的預防干預措施需要強有力的證據基礎,干預手段的調整、傳播與應用,需要從政府的層面進行![33]因此制度化、常態化的精神健康工作是解決當前精神衛生問題進展緩慢的首要策略。

五、結語

積極精神病學是精神病學中一個嶄新的研究范式,與傳統精神病學相比,它從思想內涵、目標群體、實踐內容、醫學導向上都呈現出全新的特質,這些變化有力地彌補了傳統精神病學重治療輕預防,重癥狀輕個體生存的弊端。但是作為一個新興的治療理念,積極精神病學應該注重自己的研究界限問題,既要扎根于精神病學的學科體系之下,又要合理借鑒積極心理學的成果;同時注重與其他具體治療方法的融合,制定科學可行的操作流程,突出臨床實踐要義,真正為精神疾病的預防、治療與康復提供一種有希望的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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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于心理內容表征路徑的信念修正模式研究(編號:18BZX037)資助,一并致謝。

[2]在書中positive psychosocial factors(PPSF)與positive psychosocial characteristic(PPC)兩者均有使用;這兩種表達均代表適應能力、樂觀主義、社會參與等積極社會心理特征,按照Sirkin Martin的解釋PPSF是在PPC的基礎上增加了積極社會與環境因素。

【博主跋】這篇文章從構思、寫作、修改到發表歷時數年,現發表在《湘潭大學》2019(3),謝謝顏老師的認可與支持,合作愉快,轉眼丹陽同學也要馬上畢業了,以此文作為紀念。祝前程似錦!

說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沒有任何商業目的,僅供欣賞,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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